记忆丨蒋国辉：一场武斗战殁13个战友，还有4人死于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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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蒋国辉：一场武斗战殁13个战友，还有4人死于车祸

Original 2018-01-15 蒋国辉 新三届

作者简介

1967年武斗时的作者

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著有学术专著《语言和语言相对论》。

原题

风起云涌的日子（下）

三

云扰幅裂

我步行串联的那段时间，“八.一五”造反派在各个领域势如破竹，大、中学校的“思想兵”和厂矿的“工人纠察队”组织摇摇欲坠，成员纷纷倒戈。我回到重庆后，开始参加自文革以来真正有组织的“革命活动”。

“思想兵”垮台以后，我们学校成立了大大小小数个组织，其中有一个叫做“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附中分队”，几个成员都是我比较熟悉关系不错的高中学生，我参加了这个组织，主要是跟着西师“八.三一”的大学生们，上街刷写标语什么的。

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的胸牌

没过多久发生了“二月镇反”事件。我们当时只知道是政府镇压造反派，并不知道事件的原委是坚持大破大立的中央文革和维护传统的老军人们发生了强烈冲突。受中央文革支持的各地造反派，在同一时刻遭到各地专政机关的镇压，重庆“八.一五”派也在劫难逃，各单位造反派组织的领头人物都被送进了监狱，西师“八.三一”的几个风云人物无一幸免，尽数被抓起来关进了北碚公安分局的看守所，还几次戴着手铐用囚车押回西师来批斗。用那个年代很时髦的语言来描述，叫做“黑云压城城欲摧”，一时间造反派全都成了反革命。

都以为文化革命就这样结束了，家长们更是肯定这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重现，坚决不同意我再去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但那时家长对子女的管束已经非常有限。我还认为这是赶上了白色恐怖——就像大革命失败，一切都转入了地下。我常常背着家长晚上和同学一起上街去贴标语，参加辩论，紧张、刺激、还特别悲壮。

到了4月，中央文革占了上风，老元帅老将军们支持的“二月镇反”变成了镇压革命小将的“二月逆流”，被抓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全部释放，造反组织又大张旗鼓地恢复了活动，而且声势比以前更加浩大。

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后，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纷纷起来向当地的最高党政机关“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新一轮的两派之争又开始了，斗争从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加，再到冷兵器肉搏，最后发展成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立体战争，坦克、大炮、舰艇都出动了。

重庆的“革联会”成立后，西师“八.三一”作为重庆“八.一五”派的元老，认为“革联会”是旧势力复辟，要砸烂它；另一些“八.一五”派的元老则要保卫“革联会”，原来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我们附中的“八.一五战斗队”此时也分裂了，成立了对立的两个组织：一个叫“无产者”，另一个叫“布尔什维克”。“无产者”这个组织在武斗中名声非常响亮，几个头面人物都不惧死亡，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在前，而且刺刀见红毫不手软，在北碚区的“八.一五”派中“无产者”是一张王牌。1967年夏天，“无产者”的一、二、三号人物以及一个支队长，都在攻打“八四五”兵工厂的战斗中阵亡了。

刚开始，重新划分的两派之间的斗争方式依然是写大字报互相攻击、辩论、游行等等，还和文化沾着点边儿。后来出现了骚扰和围困游行队伍、拉扯推搡对方等小摩擦。一次，北碚的“反到底”派在体育场集会后游行，队伍行至人民会堂附近，“无产者”的成员突然冲进队伍撕抢旗子，还亮出了匕首。匕首亮相，标志着两派纷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武斗开始了。

最初的拳脚棍棒很快遭到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钢钎——将建筑材料螺纹钢截成一两米长，再将一头磨尖，功能跟古代那种叫作“矛”的兵器差不多，至此，斗争进入了可以杀人致死的冷兵器时期。

“九.八”战斗团的袖章

冷兵器时期，北碚区的众多组织中，十三中的“九.八战斗团”独占鳌头，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团结一致的拼死决心和古代罗马兵团那样的作战方式——排成方阵，端着钢钎，喊着口令，一步一步逼近对方，再开始拼杀。其实真正拼杀的机会几乎没有，对方见到这个泰山压顶的阵势，不等他们走近就掉头逃跑了。其间，“九.八”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是用这样的方阵打败了天府煤矿的工人组织“三.一八兵团”。

在打败了“三.一八兵团”后，“九.八战斗团”打算和“无产者”作最后的较量。那是1967年5月的一个晚上，“九.八”的武装人员到了附中，和附中“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人员联合起来，铁桶一般把“无产者”围在图书馆楼上。狂热的学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死也不怕杀人放火，在几次进攻冲不上去的情况下，就作了一个疯狂的决定——火烧图书馆大楼，放言，楼上的“无产者”不投降，就把他们全部烧死。

幸好还没来得及放火，驻北碚的五十四军高炮团7891部队派出的一连士兵就赶到了。解放军神兵下凡从天而降，把“无产者”从绝望中解救了出来。士兵们强行将围攻的人群驱散，用身体砌成人墙把“无产者”保护起来送出了学校。眼看就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九.八”和“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气得捶胸顿足，但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训练有素的军人保护着“敌人”离开了战场。

年轻的战士

冷兵器时期，北碚区最轰动的是西师校园内发生的“六.五-六.八事件”。起因是“八.三一”要将对立派“春雷”赶出他们据为总部的学院图书馆大楼，乃至把“春雷”挤出西师。“春雷”坚决不离开，把大楼变成了他们的战斗堡垒在里面固守。“八.三一”就武力攻打，并到中学请求援助。冲动的中学生就像充满气的皮球，轻轻一拍就蹦得老高，我们迅速卷进驰援“八.三一”的战斗，并三下五除二利索地把图书馆大楼攻打下来了。

我们取得胜利后，北碚其他“八.一五”派的组织闻讯赶来声援“春雷”，把夺取了图书馆的我们反包围在里面，一场血腥的战斗就这样发生了，虽然武器只是钢钎匕首木棒和石头，但双方都有不少人员不同程度地受伤，还真的死了人。我现在已经忘了事件是怎样结束的。我们被围困的那几天晚上，我在图书馆大楼一侧的屋顶上守着一架探照灯，不停地扫描楼下的那些黑暗角落，防止敌方偷袭。图书馆失守后，其他人怎么逃出去的不清楚，我仗着熟悉地形，从图书馆后边书库的窗户跳出去，跑了。

武斗开始不久，因驻军的支持，“八.一五”派很快占了上风。整个北碚城区被“八.一五”派完全控制了，只有以西南师范学院为界通往青木关方向的大片地区（包括两所大学，两所部队院校和两座内迁的大型工厂以及广大农村），还在“反到底”派手里。对于我们来说，城区里是一片“白色恐怖”，我们基本无人敢单独前往，因为每个学校都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熟人太多，进入对方控制的区域都有被“点水”被抓捕乃至丧失性命的可能，比解放前在白区开展工作的地下党还危险。

当年西南师院老院长的小洋楼

我们中学生撤退后集中在西师。附中的人员住在西师前院长兼党委书记家里，这一楼一底的小洋楼，我们二三十个人住进去，楼上还有一半的房间空着。院长和他的夫人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后，一家五口不知赶到哪里去了。院长是南下干部，行政级别与当时重庆市委书记相同。文革前这些人家都“侯门深似海”，老百姓并不了解他们。“文化大革命”撩开了掩盖着他们的那层神秘面纱，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看到他们豪华的真实生活。这个事实，恐怕也是文革烈火燎原、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奋不顾身抛头颅洒热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因之一。

我们退守西师，对立派经常来进攻骚扰，发生冲突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文星湾一带。好几次我们的人在那一带巡夜，被对方从围墙外用小口径步枪击伤。另一个地方是水岚垭附近。

水岚垭是1950年代初修建渝南公路时，将一座小山凿开而形成的一段峡谷，长有一百多米，宽是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两边是垂直的绝壁。我上小学时，亲眼看见一个人从陡壁上掉下来当即毙命。峡谷的一边是西师的校园，另一边是不多的民房。我们在西师校园这一边堆了很多石头，准备对方来进攻时就用擂石防御。都清楚这里是易守难攻的地方，擂石没派上用场，只有一次，对方从对面的山头向我们这边扔石头，我们用这些石头进行了还击。因为距离远，用手扔达不到预定位置，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将宽大的橡皮筋绑在条凳的两条腿上做成大弹弓，可以将小皮球那么大的石头射到对面。我试了试，发射了一颗石头，把对方用来做盾牌的门板打断了，足见威力不一般。

在西师我们停留了一个月左右，又撤退到了西农。这时，比中学生懂得珍视生命的大学生们早就散了伙，保持着队伍的，只有十三中“九.八”和我们附中“布尔什维克”，还有少数二十三中、二十四中、四十四中的学生跟着。退守到西农的所有中学生合并组建成了一支队伍，一直保持到武斗第一个高潮结束。其时，驻守西农的还有一个叫“猛虎团”的组织，成员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论派别，都把信仰高高地置于生命之上，走南闯北“干革命”，很多人还宁死不屈，真正抛头颅洒热血了。记得我们驻扎在西农的武斗团体曾经组织了一次袭击对方“据点”的行动。袭击地点是鸡公山上的龙驹寺(一个农村生产大队所在地)。挑选的突袭人员名单中没有我。当时，我为没得到这个保卫毛主席的机会沮丧至极。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庆幸当时没被选中，否则这一辈子会因良心折磨而永无宁日。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雪（油画）程丛林作

那些参加了行动的人回来说，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只找到一个女青年。这个女青年是西师教育系的一个学生，叫杨素芝。也不知袭击人员到底想从这个女大学生嘴里问出些什么，女青年表现得像渣滓洞的革命志士一样，在审问者面前一言不发始终沉默。“猛虎团”的突袭队员用钢钎把这个女学生捅死了。几个参加行动的附中学生无限感慨地说：那个女的真是坚强，被钢钎一下一下捅得鲜血直流也不求饶，就像江姐，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的嘴唇，在她面前，我们只觉得她是当年的革命志士，而我们这些人就像国民党匪兵。

在以后真枪真炮的战斗中，双方像这位女大学生那样为“革命”献身的人，更是不计其数。特别是年轻的中学生们冲锋陷阵异常壮烈，他们的行为让人想得起来的只有“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前赴后继，英雄辈出”这些词汇。武斗刚结束时，重庆的许多著名景点 38 57286 38 21969 0 0 3232 0 0:00:17 0:00:06 0:00:11 4782—如大田湾体育场的花坛、黄山、鹅岭公园和枇杷山公园等等，都埋葬着两派在武斗中遇难的人员。我们学校“无产者”那几个阵亡的头头，埋在了学校教学中心的花坛里。后来，所有的“烈士墓”全部被挖除，“烈士们”的骸骨最后怎么处理了无人知道。那些虔诚地为理想和信仰而战斗牺牲的红卫兵们如果在天有灵，看见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该作何感想啊！

重庆是国家重要军事工业基地，除了原子弹以外，生产几乎所有的常规武器。钢钎匕首很快被热兵器取代，武斗升级了。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市区的街道上开着空气压缩机厂生产的坦克，长江里游弋着望江机械厂生产的“海四联机枪”装备的登陆舰，鹅岭、枇杷山上架着江陵厂生产的大炮。各种型号的轻重枪械更是随处可见。由于多数兵工厂占上风的是“反到底”派，在开始动用火器的时候我们的武器大大地优于对方，我们使用建设机床厂生产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时，对方还只有从当地人武部拿出来的“汉阳造”或苏式步骑枪。

我们从建设厂弄到的第一批“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只有九十支，队伍里的学生有一百几十人，怎么分配就成了问题，头头们为此专门开了一个会。第二天宣布持枪人名单时，我在九十人之列。高兴之余我真是深感意外：很多出身“红五类”的同学都没得到枪，为什么是我？果然，发枪后就有几个“红五类”跑去找头儿要说法，他们很激愤：蒋国辉不是工农出身，凭什么第一批持枪？头儿回答：现在又不是“思想兵”时期，谁还看出身？现在看的是勇不勇敢，打起来敢不敢往前冲！

1967年武斗时在永川

武装起来之后，我们没有停留在北碚跟“八.一五”较量。我们离开了西农。这次离开不是因为顶不住对方的进攻，而是和“猛虎团”闹了矛盾。中学生们还十分单纯，看不惯在社会上已经混了多年的“猛虎团”成员的某些作风，小摩擦时有发生。头儿们为了避免内讧，就主动带领自己的队伍撤离了西农，驻扎在离北碚二十来公里的青木关。

我们在青木关住了不到半个月，璧山县的“反到底”派人来联系，告知当地“八.一五”很是猖狂，他们眼看就要被赶出县城了，请我们去支援。离开西农后，大概我们的“粮草”供应也有些问题，支援他们，“粮草”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我们全体人马开到了璧山县，其后，我们只是在县城主要街道上武装游行了几次，就把对方镇住了，他们悄无声息地撤离了璧山。

此后，当地的“反到底”有些得寸进尺，“请”我们协助他们搞一批武器，我们也觉得义不容辞，就无法无天地去当地的驻军军火库抢枪。当时好像上边有命令：不能对地方的群众开枪。所以莽莽撞撞的我们没遇到什么阻拦就进了军火库，拿了不少手榴弹、子弹、步枪，甚至还有双联高射机枪。从军火库旁边的一间屋子门口路过时，我看见两具穿着崭新军装的尸体。军人说，这是被抢武器的人开枪打死的。看来这个军火库已经不止一次被抢了。看得出来军人们早已满腔怒火，只因上边有命令，才没碰我们（几个月后第二次武斗高潮再起时，命令改变了。虽然没有指明可以直接射击冲击军火库的人，但明令军人坚决保卫军事物资，军人们就放开了手脚。我们的队伍回到了重庆市区，枪支弹药已经全部上缴。可是对方在驻军的默许下还保留了武器。一支赤手空拳的队伍无法跟对方抗衡，只好去抢驻军的军火。这次行动不再像在璧山那么好运，愤怒的军人坚决开枪阻击，打死了四个人，其中有十三中“九.八”的“军事领袖”王朝贵）。

“九.八”的战士。前排中为头头王朝贵，抢武器时被打死了

在璧山，我们一百多人住在县委的礼堂里。天气炎热，无需被盖，人们都直接躺在礼堂的长条靠背椅上睡觉。一天早上，大概七点钟左右，我突然被一声枪响和剧烈爆炸声惊醒，还没回过神来，又是一声巨响。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糟！被敌方包围了！抓住枪翻身滚到地上，拉开枪栓开始寻找射击目标。可是两声爆炸之后，除了刺鼻的硝烟味，再没有什么枪声爆炸声，倒是听见一片哭叫声。过了约一分钟，我从地上站起来，周围的人也纷纷站起来，只见靠近侧门的长椅附近，血肉模糊地倒着几个人。

一阵忙乱之后才知道，原来是附中一个姓陈的学生，早起没什么事，就坐在椅子上擦手枪。他旁边还有几个起得早的人，围在一起闲聊。陈同学的枪突然走火，子弹射中了他斜对面那个叫潘经中的学生，又从潘的腰部穿过打在了其腰间挎着的手榴弹弹柄上。潘本能地用手去捂伤口，开口骂“陈××，我×……”还没骂完，被打燃了导火线的手榴弹就爆炸了。这就是我在梦中听见的一声枪响和一声爆炸。潘腰间的四枚手榴弹被炸飞，其中的一枚又被引爆，幸好是滚在门口那一枚，而不是飞到礼堂中央那两枚，所以第二次爆炸没有伤人，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们围过去时潘经中倒在地上，右手的手掌被炸得只剩无名指和小指，大半个手掌没有了。臀部被炸掉了一半，一片骨渣和碎肉撒在他身边一两米的范围内。潘起初还大骂了几声，很快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嘴里不时喊几句胡话。

其他几个被弹片擦伤的人，稍微包扎一下也就没事了。但是，有一个起初没被注意到的重伤员，也是附中的学生，叫杜昌元。一块弹片从他前额打进去，没有流血，甚至连伤口也不显眼。大家都以为他伤得不重，所以一直等汽车来了才把他送到医院。而他受伤后立即昏迷不醒，一声也没有吭，直到三天后默默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潘经中抬起来就往医院跑，潘被送进急救室，我们和许多当地人自觉地组织起来献血。无奈当时在一个小县城里，医疗水平有限，医生没有抢救伤员的任何经验，连采取什么急救措施都搞不清楚，只是任他躺在急救室里给他输血和打吊针。我和几个同学守在他身边，将他的手和脚按住，避免因他不停地扭动把身上插的输血输液管扯掉。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扭动越来越无力，喊叫声越来越微弱，他在我们的眼前咽了气。我们走出急救室，看见自愿献血的队伍还排得长长的……潘经中就这样十分冤枉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县医院的医生告知，另一个重伤员他们也无法抢救，要我们抓紧时间赶快送往永川地区医院。我们马上把杜昌元抬上一辆卡车，往永川开去。当时的公路是碎石路面，车是解放牌的卡车，颠簸得厉害，我们几个轮流坐在他身边，小心翼翼用手托住他的头。他却悄无声息。到地区医院两天之后，我们得到通知，杜不治身亡。

那位闯祸的同学，是个初一的学生，他倒是奇迹般的连根汗毛也没伤着，可是人已经吓懵了。事发后他就有些魔怔了，呆呆坐在那里嘴唇不停的蠕动，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一些急性子的同学冲到他跟前骂他、打他，甚至有人要把他拉出去毙了。他像一块木头任由别人拖拉推搡拳打脚踢，不反抗甚至也不挣扎。几个头儿比较冷静，把他带到一边看守起来，不让激怒的学生接触他，否则，当天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悲剧。此后几个月，这个同学精神完全垮了，整天不说一句话，木木呆呆没有任何表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发愣。队伍在永川解散后，我就再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四

枪林弹雨

我们在璧山县城也没有住很久，又转移到了永川。第一次真正荷枪实弹的战斗，发生在永川。

一天晚上，“上边”下达命令，让我们去攻打县城几十里外一个由对立派“专联司”占据的乡镇。晚上10点钟左右乘车出发，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吃了饭，又领了许多面包，然后开始夜行军。天快亮的时候，队伍停下来，让我们就地隐蔽待命。周围是庄稼地，开始我们还纷纷寻找隐蔽的地方趴下来。趴了个把钟头，天大亮了，环顾四周根本看不到任何“敌人”的踪迹，大家就放心地坐了起来，还大大咧咧掏出面包来啃。一直等到将近十点钟，才有命令叫继续前进。

前进时间不长就远远看见一个集镇，想必就是我们这次进攻的目标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集镇方向传来了枪声，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分散开来，毫无作战经验的一群中学生，只凭自己的感觉和从战争电影中学到的“经验”，猫着腰借着隐蔽物慢慢向枪响的方向靠近。前方的枪声和爆炸声有一阵十分激烈，我们到达时已经平静了。我记得没有遭遇什么抵抗，我们兵不血刃就开进了集镇，连放枪的机会都没有捞到。

其实，真要遇到了抵抗，我们也不可能有组织地攻打，只能是各自拿着枪瞎打一气罢了。不过，我们的武器在当时可算十分精良，清一色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还有一挺五六式轻机枪。而永川当地的武斗人员，手里只有“老套筒”，就连当地军分区的独立团，使用的也不过是苏式步骑枪。仅就武器装备而言，我方算得上是正规的野战部队，对方则只能算作游击队，双方真的交上火，我们在火力上肯定占上风。

在镇外的小山坡上，我看到了战斗留下的痕迹：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坑里倒着六具尸体，其中一个的头颅被整整齐齐地从耳朵以上削掉了，脑髓就像快刀切开的西瓜瓤。坑里的积血有几厘米厚，还没完全凝固。看来是被手榴弹炸中了。

我始终没搞清楚究竟谁把谁打败了？按理，取胜的一方应该留在集镇里，但我们进去的时候，集镇上见不到任何武装人员。当晚在集镇的小饭馆吃饭。那天的菜是烧猪血旺，我一点也吃不下，眼前晃的全是那些被炸死的人和没有凝固的鲜血。

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在全川甚至全国都出了名的“武装支泸”。在我们亲历这场“战斗”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次事件的波及面会这样广，后来还听说，某些不怕死的“战地记者”把我们“打仗”的场面拍成了电影纪录片，被部队拿去作为教育新兵的内部教材。“武装支泸”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给我们“参战”人员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永远的伤痛。

整个事情的起因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泸州“红旗派”来人向我们求援——当时，我们这支重庆市北碚区反到底派的中学生武装力量在川东南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他们告知，泸州天然气化工总厂的“红联站”十分猖狂，武器又好，把“红旗派”打得在泸州快站不住脚了，眼看泸州市区就要失守。

接到告急，头儿们立即决定派队伍支援处于危急状态的战友。事实上，我们队伍的全体“战士”包括头儿们在内，都是拥有满腔热血而缺乏基本军事素质和经验的青少年，完全没有也不懂得考虑和制定正规的行动方案。头儿们紧急集合了两个排(我们全体人员编为三个排，每个排约四五十人)，第二天上午就出发了，留下一个排待在永川作后备力量。

从永川到泸州只有一百来公里，但那时的路况不好，我们午后才到了泸州郊区一个叫兆雅的小镇住下来，并被告知明天进攻就从这里出发。晚上，当地的革命组织招待我们打牙祭，想必是因为第二天会有一场恶战，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给将要去赴死的人好好吃一顿。吃饭的时候，年轻的热血男儿们倒是没有想这么多，但对于我们中间的不少人，这顿饭真的成了“最后的晚餐”。

晚饭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仓库里睡觉。那一夜好像所有人都没睡踏实。我们虽然小有名气，一些派性小报上也吹嘘我们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自己是什么分量。从我们得到真枪实弹组成武装队伍一路走过来，真正意义上的仗并没有打过，又没受过起码的军事训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之前我们的胜利，基本上是靠配备精良的武器，来一次武装游行震慑对方取得的，真要上战场了，谁声称自己不紧张不害怕，那才是怪事。我看见两个十三中“九八”的初一学生，他们并排面向墙壁坐了很久，嘴里念念有词：老天保佑，明天不要把我打死了……然而，次日他们双双被打死在战场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走了约一小时的路程，被告知前边就是泸天化“红联站”的控制区。这时从前方传来了枪声，我们迅速分散，利用近处的小山丘隐蔽起来。不久,有人说山沟对面就是对方的火力点，我们也确实看见那边有射击的火光，于是，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朝那个地方倾泻子弹。我记得那一下我打出了十四发子弹,这是我在整个文革武斗期间唯一的一次向“敌方”开火。

子弹流星雨一般落在对方阵地上，对方似乎没了动静，我们以为“敌人”被消灭了，或是撤退了，就开始移动，也就是进攻。我们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只是一群拿着精良武器的“乌合之众”，绝大部分人确实敢打敢拼，但怎么打就完全外行了。战前没有作战方案，战斗中没有人组织、指挥，所谓“进攻”，不过是人人按自己的想法——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想法，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冲着冲着，我发现自己周围就只剩三四个人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跑得太快，冲到了最前面？此时我们几个成了所有火力聚焦的中心，正前方和左右两边都在向我们打枪。好不容易冲到了一座农舍后边，前方密集的枪弹把我们挡在了那里，再也不能前进。在农舍的墙后边只能躲避前方射来的子弹，左边的子弹依然密集地擦着头皮而过，有的打在离我们不远的地面上，土皮“扑、扑”地飞溅。看情形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我们只好后撤。

农舍的右边有一道齐胸高的土坎，那后边可以躲避从左边射来的子弹。看好了地形，我的动作突然变得十分敏捷和果断，仿佛真正受过训练的士兵就地一滚到了土坎下，迅速站起来一步跃过土坎，趴到了一笼竹子后边。刚刚匍匐下来，就听见“扑、扑”的几声响，一串子弹正好打在我刚才起跳的地方，跟在电影里见过的一模一样。看样子对方肯定是看准了我们这个目标在射击。

跟在我后边跳过来的，是一个其他学校的学生。他在我的旁边趴下来后，抬起头想看看。就在那一瞬，又是一串子弹打过来，只听他“哎呀”一声，我掉头一看，他的左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鸡蛋大小血糊糊的洞。我赶紧把他拉下来仰面躺着，不一会那个洞开始往外冒血。幸而这时我们学校两个做战地救护的女生赶了过来，我们七手八脚把他拖到农舍墙根下，往他的伤口里塞药棉，扎绷带。开始，他还不停地问，我的伤在什么地方，眼睛是不是好的……不久就失去了知觉。在给他包扎伤口时，一个女生又被子弹打中，还好这颗子弹“落”在了她的手腕上，伤得不重。

两个女生告知，大队伍已经撤到后边去了，她们也正在撤退，恰巧遇见了我们。我们立即抬着伤员往后撤。子弹在头顶“嗖、嗖”地飞，我们跑几步，趴一阵，再跑几步……一路上看见我们的零散人员，就招呼他们一起撤退。一个二十四中的学生，刚从他隐蔽的田坎后边站起来，就被一发流弹击中。当时看他的伤似乎不重，子弹从肚脐一边的腹壁打进去，又从另一边的腹壁钻出来，血都流得很少。他自己坚持跟我们一起步行，直到有车来接伤员，他才上车和我们分别。没想到，当天晚上他死在了医院里，不知是伤到了什么要害。还在永川的时候，一个十三中的学生在拿枪时不留神把手指压在了扳机上，枪口恰恰对准他自己，一串子弹射出来，他的胸部中了四发子弹。这么重的伤，所有人都认为他活不成了，他却奇迹般活了下来。他们两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更让我相信了“生死有命”这个说法。

我们一直撤退到头顶再也没有流弹飞舞的地方，才敢坐下来等待大队伍。但是，大队伍究竟在哪里，我们一无所知。穿过了枪林弹雨，我感觉自己是坐在阴阳相“隔”的那个“隔离带”里，周围静得无边无际的，时间仿佛也停滞了。不知坐了多久，才远远地看见我们的人列着队走过来。战友相见，除了激动还有毫不掩饰的惊讶：你们还活起的呀？大家都以为你们被打死了！

那一刻，“活起的”这个字眼儿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震动，生和死的界限对于我们就是一颗子弹的落点啊！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饱受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我似乎一直都在追求一种高尚的、完美的生命结束方式，可这时，当生命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出来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活着或许更加美好的感觉。

我们跟随大队伍在公路上走了一阵，看见了送饭和接运伤员的车。吃过饭，队伍就在原地休息，直到有车来接。

这一仗我们到底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我不清楚，不知道其他人清不清楚。来车直接把我们送进了泸州城，那以后，我们和对方再也没有过任何武装接触，应该说是我们这一派在泸州站稳了脚跟。

过了好久，我才从一份小报上得知，“武装支泸”是我们这一派的全川统一行动，泸州的“红旗”派组织得到了从四川各地来的援兵一举攻克了泸天化，将驻扎在那里的“红联站”赶走了。我们这支队伍不过是援兵中小小的一分子。

这时，一向比较喜欢思索的我才有点怀疑，我们那天究竟是在和谁打？那场战斗一片混乱，两派之间没有服装上的差异，没有任何可以区别的标志，同一派内部也根本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进攻的目标和打击的对象都完全不清楚。战斗一开始，我们先是对着一个可能的目标胡乱放了一阵枪，然后端着枪冒着雨点般射来的子弹胡乱冲锋一阵。那些毫不手软地对准我们把我们当作野兔子一般射杀的人究竟是谁？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是在同其他来“支泸”的“自己人”互相混战！假如这是真的，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就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不敢想下去了……

那天的战斗中我们损失太大了，所有人都阴沉沉的，谁也不说话，四周的空气也变得十分沉重，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们一共“牺牲”了十三个人，包括前一天晚上面壁祈祷的那两个十五岁左右的初一学生，其中一个被枪榴弹把整个背都炸烂了。我们住在泸州医学院，伤员们都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治疗，死者的尸体也在这里处理。很多人都去了医院太平间，看十三个死者被洗净、用白布裹好的过程。开追悼会时，十三具尸体在礼堂里一字摆开，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

“牺牲”了十三个战友还不是我们那次战役的全部损失。第二天又从永川传来噩耗：留守永川的那一个排，不知接到谁的通知，告知我们在泸州打得很吃力，需要支援。留守排迅疾派了二十个人乘卡车前往泸州，谁知半路上出了车祸，卡车翻到了几十米深的山沟里，四个人当即摔死。战斗减员加车祸，使我们这支总共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一下子就损失了十分之一，每个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身边少了熟悉的伙伴，好些日子人们都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蔫蔫的。而所有那个年代里把生命定格在十几岁的少年，都犹如一颗流星，在父母的生命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弧线，就消失了，给父母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从战场上撤下来回泸州城途中，跟我们队伍一起的有几个对方的俘虏。得知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有人开始失去理智，几个学生弹起来冲过去把俘虏拉到一栋农舍后边，一阵乱枪枪毙了。多年以后，几个枪毙俘虏的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泸州回到永川后，再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大约在8月底9月初，中央发出了让群众组织交出武器的命令，并由各地驻军负责接收。由于驻军一直倾向于支持“八.一五”派，对收缴我们这一派的枪支弹药表现得十分强硬。本来我们也没有抗拒不交的意思，只是很担心，我们交了对方不交，如果冲突再起，没有了武器的我们只剩下血肉之躯，即便筑成一道新的长城，又能抵挡几颗枪子炮弹？所以盯着对方的动向拖拖拉拉不认真照办。后来军队实施强行收缴，我们才被迫全体交出武器。交枪的前一天，所有的人都跑到城外过“枪瘾”，对空射出所有剩余子弹宣泄内心的百感交集。那一天，整个永川城一片“噼噼啪啪”的爆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足足打了好几个小时，真是惊心动魄，乍一听有些像过年放鞭炮，身临其境却感觉毛骨悚然。

交了武器，我们这支队伍就解散了，我离开了队伍，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时才回到自己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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